辽金元仍然可以进贡土特产（当然也不排斥金银）
第四章
贡品：增进世界与民族间融合的媒介
——宋辽金元时期朝贡制度
五代十国时期，是我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。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内，北有契丹活动于辽水一带，中有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朝更迭于黄河流域，南有十国（其实是九国，一国在南方）割据于长江、珠江一带。真正是群雄突起，狼烟连天。这一时期的贡品既反映了百姓的某种心态，又诚实地记载了其时的南北经济状况。
无疑，连年的征战给百姓带来了雄伟的灾难。五代十国时期的各个火速更迭的封建王朝，最长的寿命也惟有十五六年，而最短的惟有三五年，真正是好景不常。但是，每个王朝走马灯式地在历史上献艺一番，都要耗去百姓大宗的钱财，人们形貌其时某些国度的朝政是：“衣朱紫者皆盗跖之辈，在郡县者皆虎狼之人。奸謏满朝，贪淫如市。”（《蜀梼杌卷之上》）人们钦慕平静、安乐、幸运的生活，
历史学家把五代十国时期半个世纪的豆剖，你知道吃左旋肉碱的副作用。看成是走向同一的前奏。这是有道理的。那些“代”和“国”活动的空间无限，有的仅占现今的一省之地。为了求得生计，除了上述某些统治者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外，大多半“国度”的统治者都还是在奋进中求生计的。中原区域的后周铲除历代传上去的“租牛之课”，加重了农民的仔肩，又将域内的寺院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废为居民，达三万三千多所。铜佛像也同等毁掉，改铸为钱。南方的吴越修造了很多圩田。偏据湖南一隅之地的楚国为了发展经济，辽金雄风酒。从湖南到河南的交通要道上设置邸务，卖茶取利，又不收商税，招徕各方商贾。五代十国时期的特别现象是：一方面是绝后的战乱，另一方面又是经济一定水平的收复和发展，以致南北各地的调换大为增强了。其时地处北地的契丹，在五代十国时数十次地向中原地带的统治者贡马及其他物品，当然，中原区域也对契丹有所回贡。南方的十国，也屡次向中原地带进贡，贡物则多是南方较为前辈的手工艺品及其土特产。公元926年，南方的吴越国一次就向中原的后唐进贡绫万疋（匹）。公元951年，南方的南唐向中原的后周进贡了大宗的紬绢、海味。同一年，南方的楚三度向后周进贡大宗乳糖、白砂糖、新大麦面、枕子茶等物。学习辽金雄风。公元956年，南方的南唐向后周进贡绵綺绫罗、御衣、犀带、茶茗、牛酒等。这样你来我往的互贡，底细上为宋的同一建造了条件。
宋代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。宋同一全国后，宋太宗曾央浼江南、两浙、荆南、岭南、福建诸路州郡的长吏，令其劝民杂植栗、麦、黍、豆，贫乏这类动物种籽的于淮北州郡给之；江北诸州则令广种秔稻（《宋史·食货志》）。这就用官方命令的情势推进了南北经济的调换。同时，宋代手工业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，用煤冶铁的作坊很多，你知道到妓院里来的男人都只是把妓女当作寻欢作乐的玩物。丝绸技术大大进步，瓷器制造进入了一个新水平，产品适销日本、朝鲜、南洋诸国，印度以及阿拉伯、叙利亚、埃及等地。造纸业和活版印刷也大有发展，在此基础上，商业大大发展了。反映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纸币也出现了。其时名之为交子。这必定给宋代的贡品制度以长远的影响。
宋代的贡品具有极大的贡品化趋向。在以往，贡品基本上是的确的实物土特产。所以，贡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称为“土贡”，意见意义是说以土产为贡。“土贡”在其时自有它的合感性。在商品经济不进展的处境下，也只能如此。但是，土贡也有它的弱点，或者说它的不敷之处。南漕北运，颇费光阴，又实对立事，形成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上的重大挥霍，百姓也通常为进贡所苦。所以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“土贡”颜色日趋淡化，这也是吻合经济发展之大势的。宋代在“土贡”淡化上有了打破性的进展，这显示在以金银这种寻常等价物的进贡以取代“土贡”上。我们没关连以北宋初年为例来作此理会。
961年（宋太祖建隆二年） 荆南贡黄金
李煜贡金银器
962年（宋太祖建隆三年） 李唐贡金银
963年（宋太祖建隆四年） 荆南进助宴金银
泉州贡白金
吴越进郊祀金银
965年（宋太祖乾德三年） 回鹘贡金银、团玉
967年（宋太祖乾德五年） 荆南节度使贡金银
970年（宋太祖开宝三年） 桂阳贡白金
在短短的十年间，贡金银者有十数起之多，还不包括史籍末录者。这里看来有一个特质：在这些贡金银的州郡中，与国都汴京迫在眉睫的一个都没有，就是说它们大都离宋都城较远的地址。这说明了，离京城近的地址，贡品比力易于运输，所以，依旧可以进贡土特产（当然也不排挤金银），而上述那些地址，有的远在西北（如吴越、泉州等），有的远在西周（如荆南），有的地处新疆（如回鹘），都在千里之外。这些地址，除了按常规依旧贡一点有特色的土产外，也就比力多地让他们进贡金银及金银制品了。
该当指出的是，这只是一种新的迹象——一种趋向于前进的迹象，但从总体而言，在整个封建社会中，贡品的首要情势还是土特产。
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是商人阶级的勃起。进贡，在封建社会里，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，还是一种政治现象和文明现象。商人阶级在经济上有了一定实力后。必定央浼在政治和文明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，于是也就有了进贡之举。当年，进贡的主体都是州郡的行政首长，或外族的首级头目，但一到宋代，也有局部商人跻身于进贡行列之中了。这就必定会惹起人们的留心和封建统治者的喜爱。1020年（宋真宗天禧四年），李仕衡，秦州大官僚兼大商人，一下进献栗五十万斛。又外加三十万斛餽京西，又贡丝锦、缣帛各二十万。贡品的数量到达了惊人的气象。如此以私人表面进献的巨贾，在宋代还有一些。可见，这不是一种偶尔的历史现象。
到了北宋末年，随着高层统治层的腐化，进贡越来越成为餍足统治阶级私欲的伎俩。出名小说《水浒传》中，讲到了“智取生辰纲”一事，这倒是实有其事的。1111年（宋徽宗政和元年），《宋史》上有这样的记载：“至政和中始极盛，舳舻相衔于淮、汴，号‘花石纲’。”“所贡物，豪夺涣取于民，至发不少偿”，“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翫（玩），即令健卒直入其家，用黄封表识，来即取，使护视之，微不谨，即被以大不恭罪。及发行，必拆屋墙以出。”“尝得太湖石，高四丈，载以巨舰，役夫数千人，所经州县，有拆小门、桥梁、凿城墙而当年。”这大抵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，直到宣和七年（1125年），金军长驱南下，宋政权难以支柱上去了，徽宗才下罪己诏。由此可见，贡品作为一种历史现象，它象一面镜子一样，是可以照见其时的政局和社会风俗的。
在北宋时，有宋辽之对峙，在南宋时，有宋金之对峙。到了元代，又有蒙汉之间的某种抵触和奋斗。但是，从历史进程看，中华民族外部的融合永远是一种历史的大趋向。这也可以在贡品上取得引证。
在宋辽对峙时，辽与宋统治范围内的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、陕西、甘肃等地有着平常的联系，以至互有贡品往还。在宋金对峙局面下，宋金间的战事接连延续，可是，金国统治者对宋代的前辈文明异常重视，以至让臣下进贡反映中原地带文明的经书。1183年（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），“译经所进所译易、书、论语、孟子、老子、杨子、文中子、刘子及新唐书。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金统治者答复得异常坦白明白：“正欲女真人知豺狼成性之所在耳。”这是条异常珍奇的贡品史料，央浼我们重新审视宋金对峙时期的种种现象，看到争战面前融合的一面，到了元代，元统治者为了平静民族抵触，于1282年（元世祖至元十九年）有“诸路贡儒”的记载（《元史》），就是央浼各地（诸路）都进贡儒生（学者），这无疑也是增进民族融合的一个重大措施，是很值得历史酌量者加以大大重视的。
